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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看看幾處名勝。巍然的故宮,富麗莊嚴。背倚的至善公園,小橋流水,曲徑幽深。然而畫面一轉,在故宮的正前方——原該是持續的翠峰環繞,卻憑空拔起,一棟棟在羅浮宮、阿姆斯特丹博物館、大英博物館等世界級館院週遭,絕不容存在的豪宅。

 

這僅是一隅。離開故宮,往東,鄰近信義計畫區的松山菸廠,高聳的舊煙囪,被興建中的大樓橫出攔截,破壞了完好的天際線;往西,香火鼎盛的龍山寺,貴為國家二級古蹟,卻除了四面建物逼仄外,攤商凌亂,地面骯髒,為求功能性,存在了三百多年古色古香的山門、前後殿門楣,硬是配備了LED跑馬燈……。

 

名勝古蹟如此,一般街區自不在話下。七橫八豎的廣告,是台灣聞名遐邇的「招牌」;鐵窗禁錮了宵小也禁錮了自己;加上建商只管蓋房子,卻不管整體景觀,以致於大樓與大樓、公寓與公寓間,棟距緊密得如連體嬰,每扇窗戶打開之後,望見的不是風景,卻是另一扇同樣聊備一格的窗。

 

如果這就是台灣,縱使人美,又如何?有人辯護,台灣的不美,是因為當一個社會貧窮時,「吃飽都來不及了,哪有餘力談美?」但走過艱辛的五、六十年代,七十年代起,社會逐漸富裕,一座座美術館、戲劇院、表演廳、文化中心等,也應運而起;至此,台灣理應變美了;實則撇開具爭議性的美學、哲學理論不談,若僅從日常生活的角度檢視,不管是城市景觀、居住空間、穿著風格,乃至是飲食的品質等,台灣的美感,顯然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腳步。

 

長期關注美學的建築學者漢寶德先生,生前因此直指,在台灣,「一般人對生活環境的美醜,視而不見;或視而能見,但無感;又或視而能見,也有感,卻知其然,不知其所以然。」所以台灣想要提升對美的感知,唯一方式,「還是要從教育著手。」

 

翻開美感教育史

 

回顧台灣的美感教育史,日治時期,殖民政府不刻意談美,卻帶來日本人講究整齊、乾淨的生活習慣,維持了基本的環境整潔之美。

 

國民政府時期,早自民國初年,就有學者蔡元培等人所推動的「美育」;而直至國民政府戰敗來台,蔡氏等人所提出的理念,如讓美的教化培養社會的道德心、陶冶個人的感情、完成世界觀教育,甚至代替宗教等,才透過具體的立法,成為台灣美感教育最初的方針。

 

但政府的陳義雖高,落到執行層面上,卻是一遇到「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」的傳統觀念,馬上潰不成軍。所謂的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並重,實則只獨尊智育,美育則淪為「病重」。

 

不少的五、六年級生,恐怕都有相同的經驗:美勞與音樂,原本是直接承擔美感教育的兩名要角,卻為了大大小小的考試,往往變身卑微的配角,被「借」去改上「更重要的」國語或數學課。

「以前我們考試時,選練的不見得都是自己喜歡的曲目,反而是評審的口味,才是考量重點。」鋼琴老師王文昀,擁有英國新堡(Newcastle)大學鋼琴演奏碩士學位。她以自己為例,即使主修音樂,學習過程中,「磨鍊技巧是唯一追求,好好坐下來聽場音樂會或一張CD,反而不那麼有時間。」

 

為此,王文昀僅有少數同學在畢業後,仍留在音樂圈,或者保有上音樂廳,聽音樂會的習慣,其他人礙於求學期間並沒有真正培養起對音樂的喜好,加上台灣音樂人口比例低,市場無法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,「有人畢了業就『離開』音樂,更多早年是被家人逼著學樂器的人,則樂得馬上改行。」

 

「這是台灣美感教育一個很大的問題,」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,現為一家兒童美術班負責人的蘇彥棻,也有類似經驗。他表示,美是一種感受性,跟是否具備純熟的技藝不見得相關。「有人會創作,卻不見得能傳達美;有人則剛好相反;所以我以為學校的美感教育,除了傳授小朋友畫畫、捏陶、唱歌等『能力』,引導他們懂得欣賞、享受,散播美感的種子,或許更重要。」

 

蘇彥棻提到,早年他剛開班授課時,因為不強調繪畫基礎,反而常帶孩子們去爬山涉水,用嗅覺、視覺、聽覺、觸覺、味覺等身體五感,啓發小朋友們的心靈,體察大自然的美好,「很多家長都在上完一學期不到,因為看不到『成果』,就把孩子帶回家,不學了。」

 

「台灣的父母,習慣把畫畫或彈琴,當作一種技藝在炫耀,只在意孩子畫得像不像、好不好,至於是否從中得到樂趣,則不在他們關心之列。」蘇彥棻最後說。

 

至此,台灣之所以才藝班林立,但美的感受力卻「才一般」,道理原來在此。所幸,九十年代後,隨著國人出國機會大增,視野大幅提升,繼早年以菁英為主的專家學者苦心呼籲後,更多一般的民眾,在見識過國外,特別是以歐美及日本為主的國家,豐厚的美學資產後,回到自己的土地上,除了紛紛覺醒,反省更為深刻外,有些人,更拿出具體行動,作出連政府官員都讚歎的成績。

 

美感細胞發酵中

 

「我覺得新課本比較有趣,除了圖畫更多外,顏色也更豐富。」「我也比較喜歡新課本,因為我可以和它互動,在上面塗鴉。」「新課本的字有大有小,超好玩。」「以前我只知道畫就是畫,卻不知道,原來還有分插畫、水彩、素描、油畫和拼貼。」

 

低調地站在台南永信國小五年一班的教室後面,安靜地側拍約三十名國小學同拿到新課本的反應,「美感細胞」團隊裡的三名主要成員林宗諺、張柏韋與陳慕天,透過鏡頭看到小朋友們最直接的反應,欣喜不能自已。

 

「最早想要改造小學課本,是因為參觀美術館是有階級性的,不是每個小孩都有機會或喜歡去。但課本,即使不愛,老師也會強迫你打開,所以只要課本設計得宜,活潑有創意,美感的種子,就能自然而然地種下了!」三人之一的林宗諺,詳述靈感的來源。

 

然而不過三年之前,還在交通大學唸書的三人,就跟台灣一般的學生一樣,從小接受只重知識不重感受的無感教育。直到他們因為當交換學生與得到參訪的機會,分別前往丹麥、瑞典與荷蘭,在那段時間內,「我們每天都覺得生活空間滿滿都是美,不管是建築物、街道旗幟、城市景觀,到杯子、椅子、桌子等日常器具,美,總是無所不在。」畢業於電機系的張柏韋說。

 

回國後,三個人因此常聚在一起討論,台灣為什麼無法具備同樣的條件?而直到發現彼此都曾問過同學:「你們有哪些美感教育?」不同國家的同學,都給予同樣的答案:「沒有啊,我們只不過,就活在那樣的環境裡而已。」

 

「這帶給我們很大的震撼,原來只要住在教堂林立的羅馬,就根本不用學習什麼叫巴洛克、歌德、後現代建築;因為你天天經過它、看到它,已經時時感受到它們在線條、比例等各方面的差異。」張柏韋說,他們為此得到一個結論:創造一個美的環境,比什麼都重要。所以儘管他們沒錢、沒人脈、沒公權力,三個臭皮匠還是透過網路募款平台flying V籌措經費,找來學設計的朋友,進行一場教課書的大改造。

 

「我們希望日後,每一本課本,都像一座美術館;小朋友只要翻開書,就能進入令人心曠神怡的美的殿堂。」林宗諺說。而皇天不負苦心人,當新竹香山國小,願意大膽試用這個史無前例的國語課本時,師生的熱烈迴響,遠超過眾人的預期。

迄今,在臉書和You Tube,以及老師間的口耳相傳下,繼香山國小之後,全台灣已經有六十幾所學校,八十幾個班級,在使用他們的課本。

 

包括教育部相關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,也邀請他們參與「亞太地區美感教育論壇」等活動。美感細胞,顯然正在分裂、發酵。

 

無形,卻有價

 

「這是正面的發展,台灣的教育官僚體系,需要聽聽不同的聲音。」實踐大學設計學院媒體傳達設計學系主任陳文祺,自從得知美感細胞的計畫後,就持續關注他們的動靜。他表示,傳統的教育體系,多半由師範出身的官員擔任,他們自有其長處,卻不見得對特定教育,例如美感等,具備應有的專業背景。

 

陳文祺以其自身經驗表示,在他因為不同專案,而與部分官員有過交涉時,「雞同鴨講是常事,令人挫折的情況更所在多有。」他以為,主要是負責擬定政策的公務員,本身不具美感經驗,加上受制於既有框架,推動美感教育時,就難有開創性的發揮。

 

所以除了予以年輕人的創意,百分之百的肯定外,「我也常對我的學生說,你們當中,以後大概只有一成的人,會留在業界,剩下九成的人,不妨去考公務員。」

 

一開始,基於刻板印象,學生都對這種說法很反彈。直到陳文祺進一步解釋,這個他個人稱為「寧靜革命」的概念後,「只有懂得美的人進入公家體系,才能把美感滲透進去,打破僵固的想法,讓體系活絡起來。」他並以美國的政府與民間企業為例,「近年來,有越來越多的單位,都不再僱用MBA,而改找MFA(Master of Fine Art),只因出身人文藝術科系的人,普遍更具創造力,透過不同角度的刺激,成果往往更出人意表。」陳文祺說。

 

事實上,自從科技業的神話破滅,文創產業取而代之,成為台灣的新顯學後,美感,也被視為競爭力的一環。數字會說話,七十年代,高中職連同大專院校,開辦設計相關科系的系所,總共幾根指頭數得出來。但到了二○一○年,同一數字,卻達到近百所,幾乎成長了十倍。

 

「足見市場經濟是另一股力量。同樣的產品,台灣人過去只重視功能,覺得好用就好,結果是淪為為他人作嫁,成為只能賺超低毛利率的代工『大國』;反觀蘋果,它的手機、電腦因為漂亮,定價暴增好幾倍,這時大家才注意到,原來美,也是有附加價值的。」陳文祺說。

 

是以除了文創產業的主管部門之一文化部,近年動作頻頻外,民國一百零二年,在生前擔任總統府資政漢寶德的力推下,教育部也破天荒成立了台灣教育史上,從未有過的「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」,希望以中小學及幼兒園學子為對象,施以感受與知識並重的美感教育,讓美的根苗,從小牢牢紮下。

 

只是,如果僅期待今日種下的根苗,來日蔚然成林,無疑緩不濟急。更何況,如果一走出校門,觸目所見皆不美,甚至醜陋,剛萌發的根苗,恐怕一夕間就凋萎。

 

「景觀十年,風景百年,風土萬年」,讓環境裡盈溢著美,讓有形空間,影響無形的感受與行為,並回應先民與後代的記憶及情感,於是成為少數先驅者,念茲在茲,力求落實於台灣的環境美學。

 

寄寓美於環境與空間

 

站在宜蘭的冬山河畔,水天一色,河水潺潺;流經的兩岸,不僅再沒有寶特瓶、垃圾袋與檳榔盒,還鋪滿了芳草萋萋,以及針對河口的龜山島,呼應設計的圓形錐狀卵石。

 

但早在二十多年前,同一條河,完全是另一個模樣。過去台灣的大小河川,因安全之故,經常築起高聳的堤防,不止隔絕了居民與河川的關係,少有人煙的河灘地,也成為人們丟棄垃圾的所在。

 

民國七十五年,已逝的前宜蘭縣長陳定南,看不過去故鄉變色,決心整治冬山河。不若一般政治人物喜歡以龐然建物當作政績,當時陳定南對於承接此案的建築師郭中端表示,他只想,「讓冬山河,成為宜蘭人生活與記憶中的一部分。」

 

一段改變了台灣社會看待自然環境態度的河川整治工程史,於焉展開。為了環境的整體性,郭中端拆掉堤防,將行水區還給河川,視氾濫為大自然的定律之一。不只如此,從河岸到橋梁,包括造型、選材與色彩,一切都不求凸顯設計自身,反而力求景物間的協調性。

 

因為力求完美,郭中端幾度要求將已完工的設施打破重做,引起廠商不滿。最嚴重的一次,雙方才剛從縣長辦公室「協調」出來,一走出大門,因為她懷疑對方想偷工減料,對方覺得她刻意刁難,爭執到最後,兩人竟演出全武行,妳抓住我的領帶,我勒住妳的脖子。

 

「現在回想起來,真是又好氣又好笑。」為了緬懷曾對冬山河整治工程有所貢獻的人,日後,郭中端將這段過程寫進《護土親水》一書裡。然而,正是因為這份堅持,以及陳定南所遺留下的精神,繼冬山河之後,獲得國內外無數建築獎章的蘭陽博物館,也同樣矗立於宜蘭的頭城,成為台灣環境美學的指標性作品。

 

回到土地裡尋找自己

 

由姚仁喜建築師規畫的蘭陽博物館,是以北關海岸一帶常見的單面山為設計依據。單面山是指一翼陡峭,另一翼緩斜的山形,是當地獨有的地理特質。博物館採其幾何造型,屋頂與地面夾角二十度,尖端牆面與地面成七十度,由土地中成長茁壯,與地景融合無間,既富有在地的趣味,又具備國際級的美感。

 

「蘭陽博物館,確實是個好典範。」陳文祺表示,台灣早年的公共工程,經常不考慮在地風土,只管政治正確。「故宮和總統府前的景福門,就是兩個例子,明明是中國北方的建築形式,卻為了彰顯政權的血統,硬移植到南方的島嶼來。」陳文祺說,其實所有的美,都像冬山河和蘭陽博物館一樣,必須回到土地上尋找;今天我們覺得巴黎、紐約或倫敦很美、很國際化,「實則在最初,他們都是最在地的,」陳文祺說,所以在台灣開始重視美感教育後,接下來,「我們的任務,是幫助台灣突破歷史的重重迷霧,找到屬於自己的美感語彙,讓台灣的美更在地的同時,也更國際。」

 

想像不久的將來,當建築師蓋房子時,不只會考慮台灣的多雨、潮溼、悶熱的氣候特性,也會衡量打開窗戶後,看出去的那片景觀,那,該有多美!又城市規畫時,人行道、腳踏車道與汽機車道的比例,花園綠意與人口的計算,若能都在思考之列,那,又是多美!

 

更重要的是,在食、衣、住、行上,每個人都更「講究」。所謂講究,不是錦衣玉食、穿金戴銀、住華廈洋房,卻是乾淨整潔,不亂丟垃圾,採用自然舒適的質材,與環境和諧共生……想像,當那天到來,美將不假外求,而在一舉手一投足,每個人的呼吸吐納、身心動靜之間。

 

 

以上文字內容摘自 經典雜誌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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